事实上，中小企业感到“实业难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制造业利润被成本上涨因素抵消殆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但这一增长动力在2004年之后开始弱化。2004年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广泛的低端劳动力供给紧张的问题。
从趋势性的角度来看，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要素成本上涨，形成中小企业利润的长期挤压效应。2013年以来，尽管中国PPI连续18个月负增长，但中小企业成本依旧较大。
我国中小企业承担着高税收负担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从名义税负、宏观税负，还是实际税负来看，我国中小企业税负都偏重。此外，融资成本远高于全社会平均成本，信贷资金投放一直存在“重大轻小”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
全球外部竞争压力更甚，中小企业正在遭遇全球“再工业化”下的新挑战。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意识到需要改变“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重归实体经济愿望强烈，“再工业化”思想在美欧国家盛行，并开始启动“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进程，而中小企业也成为美欧“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主要经济载体。
欧美政府为了增强“再工业化”战略下中小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做了多方面努力支持中小企业出口，实行全面严格的贸易救济措施。美国通过保护知识产权，向东亚、中亚、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俄罗斯等地派出知识产权专员，使中小企业在海外采取行动时能够提供协助，并最终为本国中小企业自由公平进入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此外，2012年以来，奥巴马积极实施“金钥匙”计划，拟推动4000家中小企业进入中国。根据华南美国商会公布的年度调查报告《2012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中小企业正在进入中国。而且，入驻中国的中小企业“年轻化”趋势十分明显。尽管美在华投资回报开始下滑，然而企业盈利率仍然保持高位，增幅达到30%以上。即便是在普遍感受到全球市场巨大压力的2011年，在华实现盈利并且达到和超过预期的外资企业占总数的比例高达68%，比2010年进一步提高1.35个百分点。而随着美国整体经济步入复苏轨道，美国中小企业涌入中国淘金有可能掀起一轮“鲶鱼效应”。
在这样内外夹击的困局下，政府、企业应共同发力。从短期看，政府推动中小企业可持续成长战略，通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组合拳”，降低企业宏观税负、资金成本、用工成本。而中长期看，在全球化倒逼机制下，中小企业必须下大力气从R&D投入、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入手突出重围。中国中小企业应学习发达国家经验，更多地整合全球化资源创造新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是以产品的分工为基本特征，垂直专业化分工。未来中国需要改变利用全球市场、资源的方向和方式，要“走出去”积极整合全球资源，积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中小企业完全可以做到“以全球来应对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