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中国银监会主席王兆星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国广义货币M2达到116.88亿元，但同时，来自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小微企业从银行贷款感到困难的占41.8%，比较难的占31.03%，非常困难的占27.79%。
其实，改革开放至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始终存在，却总是得不到解决。在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双聘教授、美国休斯顿大学终身教授何佳看来，中国的金融市场存在很多套利空间，金融定价机制无法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非常难解。
资金都去哪儿了？
时代周报：从历史维度来看，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是否在恶化？
何佳：我们的金融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偏向国有企业。当初，证券市场成立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融资问题，银行系统也是如此。
而今，整个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一直倡导为小微企业融资。很多银行也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国有控股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都设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融资部门，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
证券市场上，我们推出中小板；2009年，金融危机开始缓解后，又设立创业板。后来，证券体系还专门设计“中小企业私募债”，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
国家一直很想解决这个问题，也花了很多力气，但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至今存在，而且某种程度上，问题越来越大。
时代周报：为何如此？
何佳：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简言之，两多两难——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本多，但找到好项目难。这背后的原因颇为复杂：一方面，国家希望资金能够进入小微企业，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金融体系近年来的发展，一些问题也越发严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套利机会。首先，我们的金融体系分为三大块，一块是中央高度集权的银行、证券与保险（放心保），由不同的监管部门分类监管；第二块，地方的准金融，包括小额贷款公司、租赁融资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等，由地方金融办或者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进行监管；第三块，香港的离岸金融体系，中国主要的央企、国企、银行都在香港上市。各家证券、基金、期货、银行等在香港都设有子公司，这一块内容很大，对应的是香港的监管部门。由于多头分治，整个金融体系留有诸多空隙，进而制造了套利机会。
其次，中国的改革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推进。渐进性改革的一个问题是改革的每一步之间并非无缝衔接，兼顾不到的地方就会滋生套利空间。
比如，人民币想走出去，我们就要先建立跨境贸易，深圳搞前海特区，上海搞自贸区，但目前推进得都不算顺利，很多人在里面做套利。举个例子，有些银行就通过清算的方式，把境外便宜的人民币转移到国内，赚取利差。
由于套利机会太多，即便利率市场化了，汇率市场化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定价机制——一个对所有金融进行定价的体系。
正因为缺少这个体系，我们的股票市场，高风险、低回报，而很多理财产品，低风险，高回报。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要说资金进入小微企业了，实体企业都很难进，因为，所有资金都忙着去套利了。
银行家不是傻子。如果中国具备完善的金融定价体系，那么，银行贷款给小微企业，虽然承担高风险，但可以获得高回报，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高风险、低回报，与此同时，如果银行投钱到信托，也有10%的收益，而且没有太大风险。那么，银行会怎么做呢？最近几年，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了。
“首先要解决套利问题”
时代周报：从去年开始，中央政府放宽了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门槛。加快民营银行准入能够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吗？
何佳：放宽民营银行准入，对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毕竟，银行多了，竞争更多，贷款利率可能会下降。但实际上，现有阶段，银行已经够多了。
不过目前，进入民营银行的主要是一些网络公司，他们善于使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而现在的银行也开始运用互联网。在这个方面，两者会相互促进，最终可能有益于小微企业。所以，长期而言，积极效应会有一些，但短期来讲，不会马上出现明显的效果。
时代周报：为了获得贷款，很多小微企业目前只能转向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民间借贷。浙江省金融办的数据显示，2012年，浙江省小贷公司的平均利率为19.16%。而据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统计，2012年4个季度的民间借贷利率分别平均为25.62%、24.67%、23.96%以及24.59%。这是“80%以上得不到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如何才能有效降低这一成本，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何佳：首先要解决套利的问题。中国政府应该充分意识到这样的规律，如果你的改革设计得不是很好，那么，其中必然会产生套利空间，进而，整个金融定价机制也就无法完善。与此同时，资金就流向低风险、高回报的地方，不再进入小微企业、实体经济。
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设计确实存在问题，比如，股票不退市，发了债券不能违约，种种问题相互叠加，各种关系错综复杂。而只有把整个金融体系理顺后，我们才有可能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其次，金融机构应该下更多功夫，改变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商业模式。这个工作其实一直在进行。比如过去，银行不管是给大企业发放几亿贷款，还是借给小微企业几十万，都需要相同的人力进行贷前审查、贷后评审等工作，成本很高。如今，民生银行(600016,股吧)、平安银行(000001,股吧)、招商银行(600036,股吧)等相继改变了业务模式，对小微企业开启“批发”模式，从而降低了运营成本。
但同时，我也看到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条款，这个债券条款的设计与针对大企业的私募债条款没有什么区别。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认为，金融机构应该逐渐改变它的业务模式，降低本身的运营成本以及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总而言之，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设置及内部关系、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以及金融机构本身的商业化取向等，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问题。
金融改革要与反贪腐挂钩
时代周报：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何佳：政府的角色非常重要。它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监管，二是发展市场。在中国目前甚至是下个阶段，市场的作用不可缺失，政府的作用也不可缺失，比如，理顺整个金融体系，这是必须要由政府来主导完成的工作。
时代周报：既然如此，政府应该如何理顺金融体系？您有何建议？
何佳：首先必须要改变观念，企业能上市，那么就能退市；既然能发债券，那么就可以违约。我们必须要突破这一层，尽管确实很难。
其次，中央政府的反贪腐行动要与理顺金融体系相联系。其实，贪腐行为会制造不少套利机会，使得某些人不需要承受风险就能赚取很多钱，这对金融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希望金融改革要与反腐结合，减少这种套利空间。
最后，我们需要很好的顶层设计，在推进改革时，每一步都要尽可能衔接，虽然不可能剔除套利行为，但要尽量减少这种可能性。
时代周报：其实，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难题，国外有何做法与经验值得借鉴吗？
何佳：美国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纳斯达克。任何企业，开张时最需要的是资本金，其次是流动资金，也就是银行提供的贷款。
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美国，推动新三板。未来，技术含量较高的小微企业要想获得融资，这是一个重要的渠道。中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依靠新三板。我对它寄予希望。
左小蕾：自贸区也要引入竞争机制
本报记者 盛潇岚 发自上海
自贸区挂牌以来，“一行三会”已经先后出台了51条金融支持自贸区建设的政策措施。近期，央行又相继出台了5个实施细则，包括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开放、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反洗钱反恐融资5项细则。
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与落实，是政策上的极大创新。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创新当前取得了哪些进展？还有哪些创新的空间？跨境人民币相关政策是否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相关的细则对自贸区乃至全国的金融市场有怎样的影响？就上述这些热点议题，时代周报记者在近日专访了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女士。
“人民币暂时无法挑战美元地位”
时代周报：今年以来自贸区金融，跨境人民币业务新政一项接一项破冰，包括支付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开放、深化外汇管理改革等。请问，你觉得近期哪项措施力度最大？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开放对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有多大的影响？
左小蕾：外汇存款利率上限开放，我觉得这是一个步骤，一步一步走，都是先外币，后人民币，这没有什么，但能够放开一点是一点。没有什么力度大不大的问题，这就是个试点。这些政策都是在自贸区内的试点，要谈影响要看这里面有多大的生意，如果并不大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关键是试点成功后扩大，作用就比较大一点。因为自贸区整个的规模是有限的，建立基础设施，建立清算结算的体系，然后扩大到自贸区之外，那可能对香港会是比较大的挑战。如果只是在试点范围内，这个影响是有限的。一点点地试，一点点地开放，一点点的地前推，这就是自贸区试点的作用。
时代周报：从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来看，人民币是全球支付货币市场第七大货币，但市场份额仅1.62%；是全球外汇交易市场第八大货币，市场份额2.22%；是全球贸易融资市场第二大货币，市场份额9%。境外对人民币的认可并不是很高，近期的政策是否有利于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左小蕾：作用很小。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还是不要太张扬，那么高调干什么？哪里能挑战美元的地位？此前，因为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的清算结算可能在某些领域有一定规模的增长，但是近期人民币贬值，人们持有人民币的意愿有所下降。不管怎么说还是无法挑战美元地位。我个人觉得也不是说不能挑战，但一定要注意，国际货币最重要的支持是经济，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发展很快，但是要从发展阶段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所以一定要注意人民币国际化背后的支持一定要跟经济发展相匹配。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推进，推进的速度要和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不要太超前，也不要太多的人为因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上海自贸区试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怎么样去既能够控制风险，又能够推进改革开放，要摸索经验，切忌张扬。
时代周报：一系列细则的出现，在政策上是极大的创新。上海自贸区也一直围绕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这个核心，大力开展金融创新。请问自贸区还有哪些创新空间？是否能真正打破金融行业的“条条框框”？
左小蕾：我觉得他们（上海自贸区）如果胆子大一点就把人民币的存款利率放开试一把。不过话说回来，存款利率放开应该是全国范围的，如果只在自贸区放开会造成大量的套利，投机的活动就会加强。中国的改革都是渐进的，慢慢试吧。
另外，不光是要试这些东西，还有些实体经济的更高标准的，所谓的美国的TPP、TPIP谈判的一些标准，他们应该试点一些这些东西，仅仅在金融领域，我觉得太虚了。未来的我们进一步地开放，去参与国际游戏规则，或者说新产业结构的布局，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接得下来？是不是能够有更高标准的经济结构能够承受？我觉得可以在有些更高标准的全球未来产业布局上去做一些试点。金融都是高风险的，是不是试了以后能够向全国推广，怎么推广？这些都很难说。但是实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应该进行更高标准的产业的试点，为将来中国进一步地开放，进一步地融入新的产业布局的全球化、新的标准的全球化，这样可能试点的意义就更大一些。
“多从负面清单角度去试点”
时代周报：自从上海自贸区获批之后，各地掀起了一股申报热，全国范围内有20个左右省市申建，最近却有消息称自贸区申报热潮被紧急叫停，并打回重新审查。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是申报的地方资质不够，还是申报的方案没有体现出改革的方向？
左小蕾：要等上海试点得差不多，或者他们能够试点一些上海自贸区没有的东西，那就可以批。如果跟上海一样就没有什么意义。比如上海没有试点实体，我刚刚说的那些高标准新产业等，别的自贸区就可以批。
上海如果躺在这里慢条斯理的，这样不行。但如果形成竞争机制，再批另外一个，比如批到广东去，看谁先率先试点成功，就会有更多的创新，更大的思路，更好的试点效果，至少再批一个，这样才会真正有活力。在我看来，如果上海自贸区躺在试点的特权上，那么将会难有大作为。
时代周报：所以，你觉得自贸区挂牌以来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未来的发展空间如何？
左小蕾：我本人没有多少预期。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是慢慢地去摸索、去研究、去探索，确定一些方向，但还是不清楚。在我看来，自贸区最大的意思在于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实际上要涉及到很多实体的东西。
当时是没有想清楚的，现在慢慢想清楚了，就要给压力，多批一个，有了压力就会推进得更快一些。到底去试点什么，试点的目标是什么，都还不是很清楚。本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想清楚，所以现在进展不大，我其实谈不上失望不失望。以后更多地从负面清单的角度去试点，从实体的方面去试点，可能意义更大。
尹中立：“房价半年不涨，金融风险就会暴露”
本报记者 韩玮 发自上海
过去十年，中国楼市一直“越调越涨”。而今年以来，在中央政府未出台任何全局性调控政策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竟然开始自我调整。
所谓房地产拐点的来临，绝不只关乎房地产行业和购房者的利益，金融资产的质量安全亦尤为关键。
仅在信托领域，据海通证券(600837,股吧)测算，2014年房地产信托到期量约6335亿元，其中5月份兑付总额占比达20%。此外，银行、保险等领域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当房地产行业开始调整，相关金融资产的质量安全已岌岌可危吗？时代周报就此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
时代周报：近期，房地产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状况，你认为原因何在？是否与银行缩紧房地产相关贷款有关？
尹中立：影响房地产的因素有短期与长期之分。短期因素与信贷政策的收紧有着直接关系。但为何要收紧信贷政策，这是银行家们基于房地产市场已持续上涨十余年，结合国内外形势，认为系统性风险较大之后采取的措施。
时代周报：如果中国房价下跌50%以上，这会对银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尹中立：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中，房地产行业的直接贷款占比20%。此外，很多企业的贷款也是以不动产为抵押。如果算上这些，中国所有的70万亿银行贷款中，与房地产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资产，大约占到总量的60%—70%。
早在2008年，银监会曾做过压力测试，认为房价如果下跌50%，银行资产不会受到影响。我对此并不认同。
不要说房价下跌50%，只要房价不涨，且持续的时间超过半年，这就会对银行带来巨大影响。因为，中国房地产影响的不仅仅是实体经济的循环，还有财政和金融的循环。
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目前，房地产投资在整个宏观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了20%的比重。如果房地产投资开始下滑，这将直接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房地产相关产业也会遭到严峻的考验。目前，包括钢铁、水泥、建材在内的20多个产业严重产能过剩，而这实际上与房地产投资的减速有着直接关系。
房地产市场只要价格不涨，投资必然减速。进而，中国整体经济就会出现困难。而一旦经济运行陷入困境，银行的贷款不良率会受到直接影响。
此外，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加在一起，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超过50%。如果房价不涨，土地价格亦不会上涨，开发商不会买地，地方财政的危机随之而来，地方融资平台、影子银行的风险就会暴露。
所以，无论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循环，他们都对土地存在着高度依赖。如果房价大跌，土地市场不景气，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风险就会暴露。
时代周报：公开数据显示，今年5月，中国房地产信托到期规模正面临全年最高峰值。据海通证劵估算，2014年房地产信托到期量约为6335亿元，其中5月份兑付总额占比达20%。粗略估计，到期项目规模或超过1200亿元。你如何评估与房地产有关的金融资产目前面临的风险？
尹中立：房地产信托融资是一个不太透明的数字。监管部门对房地产信托一直有着风险提示。所以，很多房地产信托其实假借其他名义进行融资。而中国11万亿信托资产中，房地产信托融资至少占了60%—70%。所以，目前的真实情况肯定超过了海通证券的统计。
总体来看，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资产目前面临很大的系统风险，但若要分门别类给出一个量化指标，现在不好说。
时代周报：目前，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资产面临如此风险，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发展方式存在很大的问题？存在什么问题？
尹中立：其实，世界各国在不同阶段，遇到的所谓的泡沫经济危机或者说金融危机，基本上都与一个因素有关，那就是房地产泡沫。
人类到目前为止都知道这个东西有害，但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克服它。换言之，各个国家在不同的时点上都绊倒在同一块石头上——房地产泡沫。这是人类共同的心理弱点所决定的，各国政府均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时代周报：既然如此，如何在房地产调控中，保证金融资产质量的安全？
尹中立：房地产最好不要有泡沫。一旦发生泡沫，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泡沫消灭在萌芽中。从个人或者个别机构的角度来讲，李嘉诚的应对策略是一个较好的榜样，为大家带来智慧型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