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创业政策不能简单化
本报记者 潘圆 《 中国青年报 》（ 2016年01月19日 09 版）
在第19次文津圆桌论坛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了有意思的一幕：中国康复技术转化及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及主要发起人颜薇将一份报告递交到发改委就业司司长蒲宇飞手里。
像许多创业者一样，颜薇最关注的仍然是国家的创业政策。她说，创业不只是年轻人的事儿，也是很多40岁、50岁人员再就业的机会。
“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垂直领域可以产生很多新的职位和岗位。比如对中国居家养老人群的家居环境改造的专业设计师和辅具规划师、适老辅具的研发、生产和应用、居家养老家政人员的培训等，这些新的职业和岗位恰好可以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创业和就业需求。”她建议，发改委就业司扶持行业协会或者社团组织，对他们各自领域的创业机会进行挖掘、调研、示范、培训以及相关体系的建设。
不只是创业者，政府的官员与学者同样关注着创业政策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力？政府在创业中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近日在以“‘双创’政策与创新创业热潮”为主题的第19次文津圆桌论坛上，不少从事创业研究的专家学者表示，现在创业政策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但新的创业政策与过去的政策时常会有矛盾之处。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创业管理中心主任张玉利注意到一个现象，“各级和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双创’，但是政策和措施有些简单划一。如对高校，有的省市要求高校在2017年前必须建起创业学院，有的省市全力推动众创空间建设，众创空间又重空间，每个众创空间都有咖啡。我走访了一些众创空间，特别想找到没有咖啡的众创空间，可惜没发现。什么原因造成的简单化？”
在他看来，这和目前一些文件过于具体有关。去年5月4日《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天津市教委的朋友告诉张玉利，通常中央文件到地方要制定实施方案，但是对这个文件，他们不可能写出实施方案。因为方案已经非常具体了，包括各个学校要开创业课，纳入学分，甚至要求教务处牵头组织资源。“我的直接感受是大众创业应该简政放权，把创业和经济新引擎甚至民生联系起来。”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顶层创新有余，基层创新不足。”张玉利说，在实施层面，政府把自己定位为创业的帮扶者没有错，但是没有融入到创业创新系统当中。支持双创反映在给钱、给地、给办公空间、给宿舍、给户口。但只是这样还不够。政策要进一步加强针对性。
“政府不仅要创造条件建设众创空间，还应该在建设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天津开发区从引进外资开始就提出‘有了梧桐树就会有金凤凰’，现在可能不够了，需要有花园；有花园也不一定够，还要有生态系统。”
中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对双创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少意见。
“第一，大政方针在前，具体落实经常跑偏。有些双创推广方式比较机械，给你房子、给你钱、给你地。对这种简单做法，政府需要重新审视，因为这是要花社会成本的。”
第二，政府服务迟缓。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观念不到位，就是虽然在做，但是对“双创”还是有疑虑。二是简政放权不到位，还不太知道哪些事情应该交给市场。三是政策对接不到位问题严重，比如市和市之间、省和省之间的政策对接。这给创业者造成很大困扰，因为政策非常多，政策之间又没有一致性和衔接性，会让人无所适从。“政策很多，有没有用以及能不能用？如果公共服务跟不上公共发展的脚步就会很危险，而且会有新一轮滋生腐败的事情产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马名杰则认为，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等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成本，调动了企业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全社会已经开始收获改革红利。但其间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政府职能转变涉及科技研发、市场准入、产业发展等方方面面。每条政策和每项条款都反映出政府职能是否真的转变。”他说，一些地方政府还是习惯于用上项目、砸钱、选赢家等低效方式支持创业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继而引发了新的泡沫，积累了新的经济风险。如何把政府职能转变真正落到实处，是当前改革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