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底”在何处？从高速增长回落后前景如何？这是我们在“十三五”时期直接面对的重要问题。我国经济需要“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的平衡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从需求侧看，高投资要触底；二是从供给侧看，去产能要到位；三是从中长期看，新动能要形成。
在经历了6年多的增速放缓后，上述3个条件逐步形成。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非常接近底部，正处在压力和困难较大、同时已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我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这里所说的触底，不是说将会出现所谓的V型或U型反转，而是说增长速度不会继续下降而是稳住了，进入L型的下边，也就是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中高速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看，这个平台有可能稳定5到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从而为我们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更长远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固基础。
目前，我国人均GDP约为8000美元，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我们要接近或赶上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大部分追赶应完成于中高速增长期。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数量追赶，那么，进入中高速增长期后则主要是质量追赶。与数量追赶相比，质量追赶对发展条件、体制和政策环境的要求有很大不同。
一是纠正资源错配。目前在行业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生产率差异，表明要素流动不畅、配置欠佳，其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定价受阻。通过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仍然会在传统产业释放出规模可观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投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加收益，化解潜在风险。这也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潜力最大的领域。
二是激励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将带来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的深化、产业集中度的适当提高；将更多地开发和利用中高级生产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优化资源配置水平；将从行业标准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动精致生产的制度和文化建设。
三是加快创新发展。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区别在于：产业升级中的大多数内容，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我们也要跟着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赶的含义；而创新则是从无到有，我们与发达国家大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营造创新环境。在这方面，政府应更“聪明”地发挥作用，包括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为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激励；稳定企业家、科研人员的预期，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研发活动；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吸引创新要素聚集和优化配置；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相应改革教育和研发体制；深化金融改革，为创新提供全链条的金融支持；等等。
使资源更多地流向创新活动。尽管当前服务业所占比重已超过制造业，但制造业仍然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所在，也是创新活动的重心所在。必须牢固确立制造立国、实体经济为本、创新驱动的理念和政策导向。
鼓励各地开展创新竞争。大量创新出现在创新型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但是，创新型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并非人为指定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地方竞争是我国以往发展的重要动力，新阶段应使改善创新环境成为地方竞争的新元素。应给地方和基层更大的创新试验空间，鼓励形成各有所长、特色鲜明的创新模式。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国务院参事发声警示当前中国经济风险
经济观察报今日采访国务院参事夏斌，他表示，中国实际上已经存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当前的经济转型之局，如何破？总的原则应是，守住底线，改革为先。
夏斌：当前的中国经济，不刺激肯定不行，不仅是就业问题，系统性风险会爆发，社会不稳。但是，过度刺激也不行，效应在明显减弱。
“两难”面前怎么办？根本出路在改革。又必须看到，不是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有利于短期内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有的改革措施有可能在短期内会从某些方面影响经济增速和暴露风险，进而影响局部的不稳定。怎么办？只能在改革的力度、措施的选择、措施出台时机的把握上，以守住两条底线为原则。
怎么守底线？
一是在“三去”（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中要容忍逐步释放些风险，但又绝不能主动引发大规模的、系统性风险。
二是在改革与转型中，在企业破产重组中，尽量安置好下岗失业人员，不能出现大面积的社会不能容忍的失业局面。
只要守住这两条，紧紧“咬住”改革不放，改革为先，中长期就会有希望。短期内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必去在乎。
承认损失，统筹安排。面对经济由过去长期“超级繁荣”转向常态、健康发展中所暴露的存量风险，要认识到，这是已经发生的损失，要有人买单。“三去”中的单怎么买？仅靠安排1000亿资金安置人员费，“三去”问题根本落不了地。
因此要主动去研究，“三去”中全国共有多少债务缺口？准备让银行、企业、政府各承担多少？分几条渠道承担？如债务重组、破产、债转股、财政赤字债等。准备用多长时间解决？实际上是拿当代人钱还是后代人钱，是拿央行的钱还是拿财政发债的钱的问题。
抓住重点，倒逼改革。首先一定要认识，改革千头万绪，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命穴与关键，不是其他，是国企改革。我们都在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培育这一机制？一需市场主体，二需市场信号。前者，企业主体行为不端正，后者，价格信号肯定会被扭曲，市场信号永远建不起来。这已被30多年的改革历史所不断证明。
除需抓住的“命穴”改革外，另外还需重视的三项改革是：
一是全社会养老保障统筹。应该借这次解决“三去”中资金损失时统一算账，尽快形成稳定社会的基本国策，一次性解决中国经济今后长期发展中早晚必须解决的社会养老保障这一“安全阀”问题。该补的补（补地方缺口），该统的统（全国统一）。
二是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改革中“三块地”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收入进而扩大其消费，是我国短期结构转型、长期成为消费大国的一项需持续奋斗的战略任务。农村土地资产有约89万亿元，如何释放农民巨大的财产收入？
三是面对民营投资占全部投资在60%，民营投资增速近来急速下降的困局，怎么办？看来靠一般文件指导、领导讲话和上级督查难以扭转。要有针对性研究，拿出实招，才能解决问题。
容忍减速，实事求是。
面对近年内国际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国内经济的“两难”局面，破局之策，不能仅靠追求经济增速。过于强调增速，反而易在工作中造成被动。我们曾经讲增速是为了保就业。现在GDP每增长一个点所创造就业人数，已从危机前90万人增到2015年的193万人。
按此推算，2016年GDP若降到6%，仍可达到就业人数1158万。看来经济增速与就业的关系在慢慢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能否结合国际国内新情况，对GDP的减速多些容忍？对这一纲举目张式的指标要求，多些弹性解释？这样一来，其他工作就不会太被动。但对十八大提出的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仍不变。这“一变一不变”的目标如果在适当减速的环境中实现了，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经济结构将更合理，社会将更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