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浙江省政府也在日前发布文件，提出在嘉兴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
另外，广东的惠州和东莞，也在加快承接深圳和广州的产业转移。
对此，中国社科院工业所副研究员叶振宇指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面临产业向外转移，并不是这两年才出现，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更明显，另外，政府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引导力量。
他认为，以后科技和研发可能会保留在北京和其他一线城市，但生产制造将向外转移，“一些制造加工的环节，一线城市没有低成本的优势，与一线城市发展定位也不匹配”。
一线城市控规模
因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问题，新版北京城市规划(2016-2030年)(草案)对城市规模进行了控制，要求全市常住人口规模在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控制在2300万人左右，用地方面，2030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较2020年缩减100平方公里。
河北雄安新区正是北京城市功能和产业转移一个重要承接地。公开报道称，新区将重点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
上海也提出控制城市规模。据2016年8月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上海至2040年人口调控目标为2500万人左右，建设用地总规模也提出“负增长”要求。
上述规划草案同时提出，未来将构建上海与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地区协同发展的上海大都市圈，形成90分钟交通出行圈，突出同城效应。
对此，浙江积极响应。3月29日，浙江省政府发布文件，在嘉兴设立浙江省全面接轨上海示范区，嘉兴将着力打造浙江与上海创新政策率先接轨地、高端产业协同发展地、科创资源重点辐射地、一体化交通体系枢纽地、公共服务共享地，为浙江全面接轨上海提供示范。
在广东，惠州、佛山、东莞，也在加快承接广深两地的产业。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华为将终端总部从深圳迁往东莞。
此前华为总裁任正非曾表示，深圳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工业现代化最主要的，要有土地来换取工业的成长，现在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产业成长的可能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认为，一线城市向外转移产业，主要为解决城市病的问题，通过发展“副城”，舒缓中心城市的压力，同时可以减轻企业成本。
华东师大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滕堂认为，一线城市将终端或制造基地迁往周边，与研发总部一起，实质是产业链的重构，是创新性产业集群形成的标志。
周边城市优先承接
这一轮产业转移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几个一线城市都选择了周边作为主要产业承接地。
这些周边地区具有距离优势。其中，北京距到河北雄安新区约100多公里，深圳的市中心到周边的东莞、惠州、中山，均只有70公里左右，上海的市中心到嘉兴市，也是在80多公里。
此前，《广东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年)》提出， 推动企业外包加工，将生产制造环节先行转移，形成珠三角总部基地与粤东西北制造基地合理配套、优势互补的协调发展格局。
但事实上，尽管两翼的湛江和揭阳等地，承接了广深的一些产业，但是更多的企业还是选择了东莞和惠州，最大的原因是，两翼地区距离广深有300多公里。
此外，北京产业往外转移，和珠三角、长三角不一样，后者市场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在京津冀，政府推动特征更明显。
中国社科院工业所副研究员叶振宇认为，“北京产业之所以要疏解更远，是因为这些产业如离北京太近，可能还需要再一轮疏解，这对北京和京津冀发展来说会有更大的麻烦。”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持平建议，承接产业转移需要做好配套工作，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考虑财力的支撑，另外交通、医院和学校等公共资源也要同步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