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全国性的一窝蜂似的房产炒作热潮，恰恰也是雄安新区设立的原因之一。中国房价屡创新高，一方面是大城市资源过于集中，吸引过多的人口流入，在不断抬升房价的同时，也形成了大城市病，并将房价上涨的预期逐级传递到二三四线城市，造成一种不良循环。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现有的房地产制度需要改革，比如土地财政，以及住房供给过度依赖市场。这种借鉴香港模式的做法，也是推动楼市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城市病让城市变得不再宜居——拥堵、环境污染以及低效率。在中国急需创新驱动发展的现阶段，由于资源过于集中于大城市，而大城市过高的房价不断提高人才流入的门槛，导致优质资源与人才在大城市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高房价导致的人才分流效应，会进一步让人才资源无法通过聚集激发应有的创造力。
雄安新区作为试验田，首先是对一直以来等级化的城市体制和优质资源过度向中心城市聚集的一次试验性调整。这也不是雄安新区独有的权力，全国其他地方也可以通过资源分解来缓解中心城市的大城市病问题，推动区域性的均衡发展。其次，几乎是一张白纸的雄安新区，可以用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规划设计建设，尤其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和推动新的房地产业改革。
因此，雄安新区必须冻结目前的房地产市场，防止炒作，为房地产业的改革与创新做好准备。在4月6日举行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强调，要合理把握新区的开发节奏，坚决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严控周边规划，严控入区产业，严控周边人口，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为新区规划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向媒体表示，国家将在雄安新区试点全新的房地产改革，找出一条能够发展房地产，又能够控制房价，保证更多需要有住房的人有房住，一条适合创业者、城市经济发展的房地产改革新道路。他也提到了新加坡模式可以作为参考，即政府掌握一部分土地向市民提供廉价的房屋等。
我们认为，资源过度集中、土地财政等因素导致的一线城市房价过高，正在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在逐步削弱中国要素资源的优化组合，当人才无法跨越房价门槛而不得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时，这些城市又缺乏这些人才施展的机制、平台与空间。因此，为各类人才提供一个自由创新创业的体制环境以及较低的生活成本，是最大化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前提。
因此，中国应该在一些资源过度集中而且生活成本过高的城市周围，复制雄安新区的模式，将创新资源吸引过去。而要实现这种模式的目标，首先是要在新区进行制度创新，提供一个有利于自由创新的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其次就是防止地产炒作，重新把一个城市的房价炒得过高，阻止了人才的流入，这需要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但是，这并不应该意味着对现有的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就听之任之，相反，通过各种手段控制房价并逐步化解楼市泡沫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紧迫。雄安新区承担的是一种增量的改革试验，通过体制创新起到引领性的作用。而对存量不合理的结构与体制安排，改革的难度与改革的重要性事实上更加重要。两者应该并驾齐驱，而不是厚此薄彼。
经历几十年的发展与积累，中国旧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的挑战，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思维、行为模式以及利益格局。这些都影响了存量改革的进度并增加了调整的难度。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建设新区的做法，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新的体制并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因此，雄安新区承担新的价值观念传播的作用，并且与老的城市体制以及发展格局形成一种竞争，促进后者的进步。我们希望，通过新区的建设与发展，让国民意识到创新才是中国财富之源、发展的终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