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中国经济增长正在面临一些挑战：制造业PMI指数连续多月同比下滑。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渐趋乏力，新动能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
2017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速、出口、PMI等多项指数均出现了“稳中向好”的态势。“新动能”增长态势如何?“新动能”的具体意义和内涵又是什么?培育“新动能”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新动能”增长态势如何?
2017年上半年新动能的增长表现优于整体经济增长。以2017年5月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5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了22.5%，增速快于全国投资13.9个百分点;5月，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3%，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这种高于整体增速的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年。发改委高技术司司长任志武在7月6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举办的文津圆桌论坛中曾经提供了一组数据：201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是13.6%，工业只有7%，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11.8%，工业增速0.8%，2016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11.3%，工业增速4.9%。“近五年中国新兴产业增速比工业发展增速大概高5至6个百分点。”任志武表示。
这一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政策层此前的预期。任志武表示，在此前做战略性新兴产业决定文件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7个领域占GDP比重不到4%，实际上，在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GDP比重已经达到将近8%。“有人怀疑我们没有做新兴产业的能力，实际上经过近几年发展，我国不少战略新兴产业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任志武表示。
什么是“新动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在文津圆桌论坛中表示，把“动能”这一物理学概念应用到经济学中，属于是中国首创，“新动能”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是基于技术创新、突破和应用所形成的支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黄汉权认为，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就是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特别是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从过去高速增长周期切换到中高速增长周期，能否平稳渡过并延长这个周期取决于中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加快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顺利转换。
国家统计局为了监控新动能发展状况而构建了一个新动能统计指标体系，这一体系中所考量的参数可以帮助理解“新动能”在政策层理解中所涵盖的具体内容。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万东华在文津圆桌论坛上表示，这一统计指标涵盖经济活力指数、创新驱动指数、转型升级指数、知识能力指数等多项参数。
其中，经济活力指数涵盖了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板、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以及快递业业务量等主要指标，在2015年的新动能统计指标中，来自经济活力指数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24.3%。
创新驱动指数涵盖了新登记企业数量、孵化器毕业企业数量、企业研发经费数量、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等指标。2015年该项指数对于新动能总指数贡献为17.4%。
转型升级指数涵盖了战略新兴产业增加值、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数量等指标，2015年贡献率为18.3%。
知识能力指数涵盖了经济活动人口中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四上”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从业人员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比、非信息部门信息人员比重等指标，2015年贡献率为18.2%。
下一步培育新动能的方向是什么?
任志武认为，要解决新动能问题，必须先解决两个条件：一个是新质量，一个是新速度。新动能的培育有三条途径：一是加大质量提升，或者把原来没有质量的变成有质量的，或者要增添新质量;二是要提升速度;三是质量和速度同步提升。
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质量的核心。2010年，国务院发布《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七个产业。新速度是指消费模式变化带来的快速增长的新消费需求，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新能源等。
黄汉权认为目前新动能培育仍然有很多围墙和障碍需要拆除，其中既包括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理念，也包括体制、政策、资金等因素。他建议从四个方面入手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观念理念转型、体制机制转型、产业政策转型、投资重点转型。
在投资重点转型方面，黄汉权认为目前除西部和农村地区外，中国传统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的时代已经过去，要适应新动能培育需要，加大对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兴起和拓展应用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数据搜集存储、开放互通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基因库、基因检测中心等生物技术基础设施，智能电网、充电网络等绿色经济基础设施，通用航空、民用空间基础设施等。
同时，黄汉权还建议中国的产业政策要从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向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转变。收缩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范围，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聚焦于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的战略性产业、国家安全产业和技术受制于人的产业。加强功能性产业政策，但不是什么都管，而是“抓两头、放中间”，即在产业生命周期内，抓起步期和衰退期;在产业链环节上，抓前端研发设计和后端市场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