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两个信号，一是降低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二是放宽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这要求银行经营小微业务，要有成本优势支撑和风控技术支持，否则，难有可持续性。”一家股份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这一要求并非监管部门首次提及。今年3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在优化“两增两控”总体目标的同时提到，合理控制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质量水平和贷款综合成本；力争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控制在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以内。

在5月30日的2019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确保实现今年国有大型银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的融资成本降低1%的目标。

易纲还介绍，截至今年4月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约10万亿，同比增长20%，增速比上年末提高5个百分点，支持小微企业2300多万户。

“准确来说，让更多小微企业享受金融服务，尤其是银行服务。”另一家股份行苏州分行小微金融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良贷款容忍度其实是对客户准入的风险判定，放宽这个指标，意味着鼓励银行服务更加下沉的客户，“以前不做的客户，现在稍微放宽一点，就可以做了。”

上述小微金融负责人称，要看总行如何调整风险模型，这是个动态过程，效果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至于定价方面，银行也是商业机构，需要合理的定价，有一定的利润消化不良。”

小微金融服务主要的挑战在于商业可持续性，即以可负担的成本向小微企业提供适合的金融服务。如何真正实现金融支持小微企业，是个重要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今年银保监会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都提到放宽小微企业贷款容忍度，重点在于落实，无论是监管还是银行，都应该在理念和行动上，真正放宽不良贷款容忍度。同时，应适当放松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指导，使得收益能够覆盖风险。

在董希淼看来，银行保险机构的基层组织和一线员工是小微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才能打消基层机构和员工服务小微企业的顾虑和压力，变“拒贷”、“惧贷”为“愿贷”、“敢贷”。

从基层尤其支行网点来看，实践这一点并不容易。

华东一家农商行副行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是一个政策信号，代表监管部门目前对支持小微的态度，但收益要覆盖风险，这与要求降低利率有些矛盾，实际操作时存在难度。不过，政策也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来调动银行放贷的积极性。

多家银行支行员工表示，放宽小微贷款不良容忍度，政策是好的，也会有一定效果，但小微业务风险较大，单笔额度小，利率又低，并不赚钱，出了问题还要问责，不太敢做。

“考核制度决定了我们业务方向，上层讲政策，基层讲效益。我们的核心是存款规模和创收，什么业务赚钱就做什么，有些业务可能亏，但有存款，我们也会做。如果花一周时间去做一个小微项目，结果没钱赚，即使总行鼓励去做，但支行和客户经理动力有限，尽职免责在实际中也不好衡量。”一家股份行杭州某支行小微负责人坦言。

“考核压力较大，主要体现‘两增’目标上。一方面，今年执行要求更高，按月看进度；另一方面，国有大行打价格战，抢了许多小微企业客户。”上述股份行苏州分行小微金融负责人表示。

银保监会《关于2019年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分类实施考核，要求五家大型银行发挥行业“头雁”作用，力争总体实现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30%以上。

“国有大行有资金成本优势，出于满足监管考核等多种因素，积极抢占市场，比如单笔500万元一年期贷款，国有大行按基准利率放贷；我们资金成本较高，不可能这么做，较基准利率上浮20%，5%至5.5%利率，我们流失了挺多客户。”上述股份行苏州分行小微金融负责人坦言。

今年3月，董希淼曾撰文指出，近期中央和部委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政策密集出台后，部分大型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向客户发放贷款，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掐尖现象”(抢走一批优质客户而留下次级客户)和“挤出效应”(成本较高的中小银行被迫退出小微金融服务)。

上海一家小微企业助贷机构负责人也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主要服务中小银行，而部分大型银行以较低的利率向客户发放贷款，竞争压力太大，他们转而向中西部省份开展业务。

董希淼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最近到大型商业银行做了一些调研，小微金融市场很大，大型银行坚持做下去。比如，基于真实的场景，利用金融科技手段，设计一些好的贷款产品，降低成本，把控风险，实现商业可持续性，是好事。如果不基于真实需求和真实场景放贷，信贷资金有可能被挪用于买房、炒股，或放民间高利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