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涌，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各国对发展制造业的态度也产生了明显转变，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形势呈现出新的面貌。
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认识到离岸外包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危害，以及制造业对支持创新、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重振制造业的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比如，美国2009年以来接连发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等;德国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亦提出，2030年，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提高到25%。另一方面，一批发展中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
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主要表现为：一些存在短板的产业基础领域(如工业元器件、新材料)有了明显进步，减轻了对进口的依赖;在高科技最终产品上取得重大突破，比如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高铁实现了量产;一些高技术消费品的技术水平、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显著提高;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持续推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经济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快速增长;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受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和各国产业发展战略调整的影响，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分工孕育重大变化。一批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心也在出现转移。比如，越南的纺织服装出口就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成为继中国、印度后的全球第三大纺织服装出口大国。三是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性显著提高。数字技术能够支撑制造业企业基于产品开发更多的高附加值增值服务，在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按照较宽的口径统计，在中国和美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0%。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领域呈现出中国和美国领先的态势。美国是世界科技创新中心，拥有一批行业领先企业;中国拥有的个人用户和企业用户数量众多，更容易形成有足够用户基础的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后来居上，成为发展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总的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兴起，世界主要国家均着眼于新工业革命和新发展机遇，发布了一系列支持制造业发展和创新的政策，以期获得更好的国际分工地位，无论是传统领域还是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都将日趋激烈。
制造业传统优势呈现新趋势
在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的传统优势也随之发生变化。
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优势弱化。长期以来，劳动力、土地等制造业的要素成本较低是我国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参与制造业国际分工的基础性优势。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人力成本连年增长，这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人力成本持续上升，也使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国际竞争力面临更大挑战。尽管从整体上看，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制造业人力成本仍然较低，还有相对的劳动生产率优势，但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我国不但没有成本优势，而且存在较为沉重的成本负担。比如，对于集成电路产业的高端技术研发人才和管理人才，国内企业要付出3至5倍的薪酬溢价才能从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招聘到合适的人选。可以说，高素质人力资源供给不足及其带来的成本负担，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二，市场规模优势日益凸显。尽管在全球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全球市场持续一体化的背景下，制造业是可以利用国际市场获得发展的。但是在理论上，本土市场的互动效应、市场规模的诱致效应、本土市场规模的终端需求效应会对本土产业升级产生更重要的积极影响。国际经验也表明，对于大国的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而言，稳定增长的国内市场是助推其发展的“无价之宝”。比如，在半导体产业发展初期，美国国内的需求就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需求都要高。正是美国国内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为其半导体研发和产品改善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从而为美国在此后的ICT技术革命及产业应用中领跑全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的市场需求规模已与美国不相上下，即使我国GDP保持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新常态下内需驱动力的进一步增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我国国内市场的规模仍将持续快速增长，这将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本土市场优势。
第三，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将会持续。我国已形成涵盖各类加工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既能够满足居民和政府部门的物质消费需求，又能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简单再生产活动和扩大再生产活动提供技术装备。完善的产业配套优势，一方面使制造业发展有其上下游辅助配套和需求市场，优化了制造业的产品结构;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不同类型、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加工、生产、组装等制造环节相辅相成并各自发挥作用。完备的产业链配套，显著缩短了我国制造业创新的产业化周期，能让技术创新成果更快“开花结果”，这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优势。整体上看，除了少数先进制造业的装备、零部件和材料配套能力相对较弱，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能力处于全球前列。
第四，不断完善的产业基础设施优势增强。经过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产业基础设施水平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在部分领域甚至超过一些发达国家，这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以能源基础设施为例，在与制造业关联最紧密的电力基础设施领域，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在电网发展最前沿的智能电网建设中，我国处在与发达国家并肩的位置;我国物流方面的硬件基础设施的质量较高，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中位居首位，包括海关通关等物流服务在内的物流综合绩效领先所有发展中国家。
第五，空间梯度发展优势潜力巨大。东中西部的发展差异是我国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所在，但也是延续并维持已有比较优势的潜力所在。“雁阵模式”等区域产业分工理论认为，产业会随着地区要素禀赋的变化而进行跨区域再配置，形成有梯度次序的“雁阵”空间发展模式。具体到我国，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当地已不具备优势的情形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生产流程改进升级的基础上可以维持甚至强化原有的比较优势。
第六，产业集群集聚优势需进一步升级。产业集群集聚现象会促进制造业企业知识生产能力和知识转移能力的提高，从而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良好知识交流和技术创新环境。具体到我国的情况，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处于低集聚状态，技术水平较高的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则更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对全球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世界级产业集群还比较少，很多同类企业只是聚集在临近的地理区域，相互间的知识交流、资源共享并不多见，因此，如何提升产业集聚区的知识交流强度和知识生产能力，形成根植于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
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的着力点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更好培育我国制造业新竞争优势，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发力：
一是不断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要在科技投入方面适应我国科技整体水平由“跟跑”向“并跑”和“领跑”的角色转变，创建高效、公平、开放的技术研发、交易、转化环境，重点支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前沿技术研发，参与国际技术研发合作与分工。要进一步优化资源和能源消费结构，提高绿色能源比重，提升资源回收水平，发展替代性新材料，加强关键资源的战略储备。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优化人才培养、成长和引进环境，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要根据科技革命的变化进行调整和改革，形成满足新时期发展要求的中高端人才库和产业工人群体。
还要看到，随着信息社会的深入发展，数据信息成为新的投入要素，我国是全球数据资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数据传输和处理能力全球领先，要尽快补齐现存短板，促进优势数据要素资源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智能制造发展。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对破解我国制造业发展瓶颈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可起到积极作用。要重点围绕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效益、缓解人力成本上涨压力、提高生产的柔性化程度、准确预测市场与匹配供需、提升制造业质量控制能力等亟待解决和突破的问题，更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场景创新。
三是切实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边界正在模糊甚至消失，无论是对于制造业中传统产业的改造、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是服务业结构的升级，加强两者的融合都是重要的路径，也是发展的趋势。近年来，我国企业不断创新，探索出了几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路径，未来还需要在加强要素层面的深度融合、提升用户价值、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制造业效率和效益、促进业态创新和发展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四是加快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和优化新兴产业区域布局。新兴产业具有更优的生产函数、可集聚更高端的人才和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满足更具前景的市场需求;新兴产业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中能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新兴产业还是创新成果积累的重要载体。“十三五”以来，各地区将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能源新技术、节能环保等列入重点发展产业，同时也出现了低端重复投资以及新兴的过剩和高端的过剩等问题。更好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各地既要关注新出现的战略机遇，也要在制定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时着眼于适应自身条件和基础，明确重点和方向，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不断优化新兴产业的区域布局。(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执笔：史丹 李晓华 李鹏飞 邓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