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成就?
彰显更强大综合国力
“这一经济规模的提升,不仅意味着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更加殷实,更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进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数据,目前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人口总规模约16亿人。随着我国作为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全球就有30亿人进入这个行列,这无疑将对全球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照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人均收入3996美元至12375美元),全球人均收入从3996美元到1万美元用了54年。其中,韩国用了13年,新加坡用了15年,巴西用了40年,而中国只用了12年。”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教授李昕说,我国人口基数明显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能在经济底子薄、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在更短时间内实现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并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减贫),确实来之不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均GDP只有几十美元。1978年,人均GDP只有156美元,直至2001年才站上1000美元关口。而从1000美元到1万美元只用了18年时间,这足以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与巨大潜力。
“尽管我国人均GDP在全球范围内仍属于‘中等生’,但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显然彰显了我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李佐军说。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距离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行列又前进了一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无论是GDP总量规模还是人均GDP,背后都代表着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也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徐洪才说,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的背景下,人均GDP实现稳步增长,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佐证。人均GDP的稳步增长,将进一步提振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的信心。
发展内生动力增强
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此前主办的首届中国宏观经济年会上,有专家指出,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代表着整个社会结构面临重大转型。那么,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意味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扩大。”李昕说,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无论以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测算,我国都是世界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不仅对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所必需的。
李昕分析说,中等收入群体壮大,是推动中国经济走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的主要力量;有利于促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进口,使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有利于扩大我国消费市场的世界影响,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提高经济韧性。
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盛来运在参加经济日报举办的“2020中国经济趋势年会”时表示,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继续扩大,消费升级趋势也会进一步加快。
李佐军表示,随着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加大,增长的韧性也会进一步增强。特别是相同增速代表的增量规模更大,宏观调控的空间更灵活,投资和消费也会进一步增长,进而带动经济持续增长。
在徐洪才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其内在重要支撑是近14亿人口。这一庞大群体本身有着巨大消费需求,随着人均GDP增长,将进一步把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是需求不足。如何把‘蛰伏’的经济潜能释放出来,是经济工作的重要课题。”徐洪才说,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突破40万亿元,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进一步上升。随着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不仅消费规模将继续扩张,消费升级态势也越来越明显。
徐洪才说,当前我国供给侧的能力仍有待提升,供给结构仍有待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还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随着人均GDP再上新台阶,多层次、多样性的消费需求空间进一步打开,人们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对文化、旅游、信息、健康、养老、体育、娱乐消费的需求也将稳步增长。这些需求将为商家和企业投资提供方向和指引,最终形成带动新产业发展,培育新增长点,实现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在更高层次上形成新的动态平衡。从这个角度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强了。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既彰显我国国力,也意味着老百姓生活更加殷实。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人均GDP与自己没有关系,甚至认为是“被平均”“被增长”。
事实上,GDP和收入是不同的概念。GDP是一个时期内国内居民创造的总财富,而收入是财富分配到个人手上的。一些群众认为人均GDP增长和自己的感受有“温差”,主要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
李昕分析说,一方面,造成收入差距的不同体制机制依然没有捋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要素分配使得人们由于拥有生产要素的多少、质量的优劣等就会产生收入差距。即使是按劳分配,也会因不同劳动者能力、知识水平的不同而出现差距。另一方面,在存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就可能更多地为一部分过去积累了资本的人所获得。此外,城乡差距、技术进步等因素也会影响收入差距。
“总的来说,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还是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公共政策两种手段,从多个层面完善配套政策。但要注意的是,我们决不能过分地以牺牲效率的办法来换取公平。”李昕说。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两者息息相关。”在徐洪才看来,多年来,老百姓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这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从更长远角度看,必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由“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转变,这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以后,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的。”李佐军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兼顾效率与公平,优化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分配;二是要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帮扶,帮助其解决生存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三是要继续加强和改善民生,增加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妥善解决好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等民生问题,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