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冠肺炎疫情对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造成哪些冲击？如何评估这些冲击和影响？
孚日控股集团董事长孙日贵：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对产业链、供应链供需两端不可避免产生严重影响。一方面，供给被打断，产能利用率下降；另一方面，需求端出现萎缩，进出口订单缩减，对各个行业尤其是外贸企业影响较大。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问题，并非因链条构成不合理所导致的，主要是由于各国疫情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链条上各个环节密切关联，而全球不同国家疫情形势处于不同阶段，缺乏协同复工的基础，从而加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协调难度。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副主任盛朝迅：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一个外生的冲击事件，并不能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但疫情促使美欧开始在战略层面对供应链安全因素给予高度关注，从而增强了美欧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紧迫感，全球或将出现产业链缩短和分散化、多元化趋势。目前，已有外资企业重新评估供应链安全，提出生产地点多样化、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性，制药、医疗器械和防疫物资等行业就近或本土化生产成为趋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范围内已有多家跨国公司减少研发投资或暂缓研发进程，如辉瑞、默沙东、礼来等。我国部分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以及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不得不大幅压缩研发费用。但从长远来看，只有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疫情将会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资力度，加速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创新发展。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赵忠秀：疫情在全球蔓延对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直接冲击，加大了上游“供给中断”和下游“需求中断”的两头断链风险。从供应链形态看，单链条的“蛇形”供应链断链的风险最大，尤其容易被关键零部件的断供“卡脖子”。因受疫情冲击和影响，须尽快修复供应链，变串联模式为并联模式，由“蛇形”变成“蜘蛛形”，着力提升我国节点企业布局掌控生产网络能力。
2、如何看待美国某些政客提出的所谓供应链“去中国化”，这一举动将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赵忠秀：所谓供应链“去中国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威胁，而已成为一个执行之中的问题。供应链的形成和生态优化有一个自然过程，既不能一夜之间建成，也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处心积虑地胁迫一些在华投资企业回归，或者离开中国转向其他国家地区。一些跨国公司为应对美国政府对投资的限制，不得不实施“中国+国外产能备份”的策略，将一部分订单转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可以说供应链“去中国化”短期内已然开始，其具有局部性和策略性的特征。但现代生产网络的复杂性决定了这种撤离在短期内不可能大规模发生，也不可能强行“脱钩”。
从长期来看，有部分外资会永久性地离开中国，转投成本更低或者同行竞争程度较低的地区，但基于我国强大的内需市场和生产网络组织能力，会出现与“去中国化”相反的强化对华投资现象，甚至为避免触碰技术限制的“红线”，或将出现技术“非美国化”的情况。这种变化促使我国采取积极有效举措，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补短板、强优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进一步吸引外资持续流入，多措并举鼓励内资创新发展。
孙日贵：全球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依赖性，一些国家想让企业从中国回迁、外迁并非易事。当前应找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病因”，加强国际协调合作，维护其稳定和安全。
从长远来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短期性特征，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优化，各国企业在链条上的地位也将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加快向产业链高端升级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3、应如何拉长长板、补齐短板，提升产业质量，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黏性？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我国应强化和培育更多具有全球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对目前已具备优势的产业链，包括5G、高铁、电力、冶金、建材、机械、造船、家电、轻纺等，应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技术提升工程，以加强和巩固国际领先地位。对于其中的堵点和断点，如芯片、光刻机、系统操作软件、特种材料、关键元器件等，应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相关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一批紧密合作的产业联盟，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力求尽快突破，以巩固我国在全球市场不可撼动的地位。
对于目前尚未形成优势的高技术产业链，如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产业链，须抓紧布局。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等，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特别是对有可能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如核聚变、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智能制造等，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经费和强度，力求突破创新，抢占全球制高点，争取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
盛朝迅：我国应抓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战略窗口期，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全力做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作，夯实制造强国的根基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盘，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
高度聚焦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生物医药、先进装备等影响产业竞争格局的重点领域，加快补齐相关领域的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先进工艺、产业技术等短板，积极打造战略性和全局性产业链，培育壮大形成新兴优势产业集群。一方面，聚焦有限目标，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另一方面，对于绝大部分科技和产业创新项目而言，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支持企业主体按照市场化运作产业基金方式推动。突出先行示范、效率优先，依托深圳、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和华为等龙头企业重点突破瓶颈制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我国应有效提升价值链，增强重点产业核心竞争力。一是以技术创新提升产业价值链层级。我国之前主要是通过外包代工、外包组装、贴牌生产等方式嵌入全球供应链，经济利益微薄。欲推动价值链升级，就要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向技术专利核心进军，锻造“自身硬功夫”，以技术实力在全球布局关键产业。二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价值链层级。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点，实施新技术改造工程，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加快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三是继续加大力度降低制造业产业链成本。进一步深化户籍、土地、能源等制度改革，释放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的市场活力，降低各类要素价格。
4、在新形势下如何防范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首先，应在重点领域建立产能备份。疫情影响和所谓“去中国化”冲击凸显了在重点行业领域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的必要性。要主动布局价值链高端环节，推动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
其次，推动制造业迈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我国制造业领域缺乏全球供应链主导权，企业对制造业的高端环节缺乏控制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获取了大部分利润。尽管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居世界第一，零部件国产化近年来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我国在相当程度上还只是世界工厂。从产业链来看，在关键环节和核心零部件方面，仍然较为薄弱。因此，须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通过建立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要领域的自主可控，推动我国产品由“以价取胜”到“以质取胜”，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再次，应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力度。积极扩大对外投资合作，促进沿线国家资源互补、产能合作和产业融合，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盛朝迅：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部分环节出现外迁现象，保持巩固完整产业链势在必行。应重点关注汽车、电子、装备制造等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产业，着力保障重要原材料、零部件和主要设备供给，加快修补中断的产业链。
首先，加大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落实好减税降费各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减少减缓疫情和加征关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对关键行业基础领域的中小企业予以救助。
其次，鼓励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选择发展基础较好、交通条件便利、环境承载力较高的中等城市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基地，并在资金、技术、土地供应、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形成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洼地，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
第三，强化产业链核心环节管控。建立完善国家技术安全管理清单制度，健全外资并购审查机制，进一步明确外资安全审查的范围领域，避免外商恶意并购或者试图控制我国产业链核心环节，给我国产业链安全造成损害或者带来风险。
孙日贵：目前，应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的整体优势，积极“走出去”，参与市场价值链的整合与重建，努力把握发展主动权。
加快推动我国企业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一是坚持创新发展，加快转型升级，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二是推动智能化发展，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升我国制造业智能化水平；三是推动集群发展，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聚区。
5、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也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进一步调整。未来全球产业链发展将呈现哪些新趋势？
图胜科技首席经济学家兼东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文龙：考虑到疫情可能出现的常态化及其对全球分工协作的冲击和影响，全球性供应链存在的合理性与经济效应已经下降，取而代之的将是区域供应链的逐渐兴起。
未来全球将出现三个更多体现区域特征的供应链来代替全球产业链。一是中国—日韩—东盟供应链；二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供应链；三是欧盟供应链。
供应链顶端成为大国竞争核心领域。全球供应链本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链，其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以物流为纽带、以经济效益为目标。
产业链的数字化特征加强。随着线上沟通方式的持续增加，促使生产与贸易链条的数字化发展，加速了传统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同时，数字化转型需要大量新基础设施与设备作为支撑，这也加速了数字经济硬件产业发展，包括5G网络、5G手机、传感器等快速发展。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我国须高度警惕全球供应链重组的可能性。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把追求产业安全可控性作为生产环节、片段和工序区域进行空间配置的重要标准。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极有可能朝着内向化趋势发展。
一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原先分包给跨境企业生产，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纵向分工体系，目前或应适度收回，某些环节可能要缩回到跨国企业内部进行，结果是一家企业内部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工序、片段和环节。上述逆“产品内分工”的行为倾向，是一种“纵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可能并不符合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但该趋势却符合缩短供应链自主可控的要求。
二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原先被拆散到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生产的工序和环节，在回缩过程中需落实在具体空间上，也就是布局到一个国家或邻近国家进行集中和集聚化生产，这将有助于推动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化趋势。
未来全球产业的分工和竞争态势，将会从过去的产品内分工为主，转向集群分工为主，全球化竞争也将由过去跨国公司总部面对无数分散供应商的竞争格局，逐步转化为产业链与产业链、产业集群对产业集群的竞争。这将使全球产业分工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竞争者对最终市场的争夺也将更加激烈，并促进竞争程度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6、我国如何适应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在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李文龙：首先，可将加强与亚欧两翼关系上升至首要战略地位。两翼的核心指的是“一带一路”与日韩，两翼不存在与我国的全面竞争关系，且与我国在产业链合作以及市场方面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强化与亚欧两翼的关系，将有利于巩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主导地位，更好地应对美国的遏制战略。
其次，大力拓展数字产业链。我国当前发展数字经济投入较多、发展潜力巨大。由此，我国应大力拓展在全球的数字产业链，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在全球数字化产业链的链主地位，瓦解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对我国的遏制。
最后，增加产业链的品牌效应。目前，我国产业链的民族品牌市场占有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加大扶持与创造产业链的民族品牌以及加快推动品牌升级，不仅能够激励消费者对民族品牌的消费热情与信心，增加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中国产业链与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竞争力。
盛朝迅：我国应继续深化拓展国际合作。一方面，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另一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科技创新强国仍是我国学习交流合作的对象。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和科技争端不会打乱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领域开放合作的进程。以开放的胸襟、虚心包容的态度积极拓展深化与美国产业界、科学界以及欧盟、日韩等全世界一切科技创新强国的产业和技术合作交流。
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特点，主动对标国际先进规则，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通过全球资源利用、业务流程再造、产业链整合等方式，不断提升我国产业发展全球位势和分工地位，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发展。继续大力推动我国企业、机构、高校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在科技、金融、人才等领域的合作，稳住在华外资企业，促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全方位深化与创新大国和世界各国的合作，构建坚实稳固、内外循环的供应链体系。
张占斌：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特别需要中国力量。我国巨大的消费市场磁石效应和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优势，能够支撑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地位不动摇。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尽管存在着产业链、供应链外移风险，但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力争全产业链复工复产。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在于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和产业配套能力较强。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和布局进一步调整，国际合作与国际博弈更为激烈，我国将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在全球产业深度分工调整和创新发展过程中作出新贡献。
